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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这段时间正在采访上海一名优秀的建筑师。采访的时候，他提到：“XXXX项目
（的清水混凝土）施工误差最大到了6cm,这个给洞口里的门窗幕墙的安装带来了很大
的困扰，不得不用其它办法来弥补校正，相比较日本的清水混凝土浇筑误差只允许
5mm,不然就得敲掉重来。” 对这段话我感到十分吃惊。6cm误差，据我所知，在中国真的是很小的误差了。也许
日本建筑的繁荣性和中国建筑的繁荣性在不同的角度。但是日本建筑的工艺普遍比中
国高很多，这是不可否认的。而背后的深层次原因是什么呢？仅仅是要求高，做不好
必须重来的这种严格要求吗？ 恰好遇到了的《中国缺什么，日本缺什么》，解开了心中的部分迷惑，也让
我意识到中国的更多可能性和还有的很多机会。记得上周，一个从欧洲回来的朋友再
次重复"建筑机会在中国"。确实，中国的社会现在变化很快，有个性有胆量有魄力的人
非常多，比如《中国好声音》，能找到这片大地上那么多相貌各异，性格各异的人在
追求梦想确实挺让人激动。中国最具魅力的地方，个人认为在于差异性。这是大国的
现实和魄力。担心着，也期待着，这片大地！ 选段展示： O 首都国际机场 首先，我们会“遭遇”日本人无论如何都想象不到的、如同长龙一样的队伍。我最长曾经
等待过五十分钟。 “煮了这么长的时间，无论多么新鲜的豆粒也都应该煮烂了吧？！”排队等待的时候实在
没事可做，我只好一边在心里默默地抱怨着，一边向前张望。前方的入境检查处和我
之间只隔了大概十位旅客，我可以清楚的看到那里的工作人员的一举一动，于是我索
性开始观察起来。 “这些大厨的身手也太慢了吧！” 工作人员缓慢的动作，让我感觉自己正在看“慢进”的录像。 如果是日本成田机场或者羽田机场入境检查处的工作人员，那他们的身手才真的像是
在厨房里忙活着的中式大餐的名厨们——迅速将护照翻到印有旅客照片的那一页，过
机扫描验证，在空白处盖上入境日期，然后将护照递还给旅客——整个过程仅仅持续
10秒左右，而且在最后“递还护照”的环节中，工作人员一定会将护照的正面封面对着旅
客，同时自己一直面带微笑。10秒的时间意味着工作人员每分钟可以完成对5至6位旅
客的入境检查，所以，即使在您之前还排着20多位旅客，那么您最多也只需要等候3至
4分钟的时间。 看到入境检查处工作人员如此敏捷的身手，刚刚来到日本的外国人无不感叹“日本人的
服务做得真棒！” 当然，耳听为虚，眼见为实。如果您有机会来日本旅行的话，请务必亲身感受一下。 与日本的机场相比，北京首都国际机场的情况就截然不同了——等候的队伍像一条长
蛇一样缓缓前进，没有人知道自己究竟要等到什么时候。 过了很久，终于轮到我了。可是，接过护照之后，工作人员竟像是在甄别罪犯一样，
上上下下打量了我半天，然后反复地对比护照上的照片。于是，一丝反感在我的心理
油然而生——为什么不能给我一个阳光般的表情呢？ 一提起“阳光般的表情”，我就不禁想起了北京奥运会上的礼仪小姐和京沪高铁上的“高
姐”。在此之前，我曾在电视里看过一些她们用牙齿咬着一根横置的筷子，努力练习“微
笑”的画面。要是日本的电视台播放了这些滑稽无比的画面，估计一亿多日本人全部都
会笑趴下吧。 人，难道必须要通过这样的面部练习才能展现笑容吗？对于我们日本人来说，置身于
服务业中的人“笑迎宾客”是非常自然的表现。这就像是在走路的时候，迈出了左脚之后
一定要迈右脚一样，不需要任何的犹豫。可是，为什么中国人要这么煞费苦心地“练习
微笑”呢？ 让我们把话题转回机场。几经周折，入境检查处的工作人员终于在我的护照上盖了
章。可是，还没等我迈步，对方又下达了一个命令“请按按钮！”——从“非常满意”、“满
意”、“时间太长”、“态度不好”四个按钮中挑选出一个按下。 后来我才知道，在北京奥运会开幕之前，北京市展开了“提高礼仪素养”的活动。北京首
都国际机场为了配合这次的活动，制定了类似“服务评价”的规章制度。而且，不仅是机
场，中国的银行、办公大楼的商务服务中心等等地方都采取了相同的做法。 对于这种“服务评价”，我们这些刚刚来到北京的日本人有着非常强烈的抵触情绪。作为
日本人的常识之一，“机场的工作人员用让对方‘非常满意’的态度面对人生地不熟的外国
旅客”是理所当然的事情。而在中国，旅客必须要通过“按键”对工作人员的服务态度做
出评价，这真是太不可思议了。 仔细地想一想，我们不难发现，这样的规章制度完全是根据“服务提供方”的理论而被制
定出来的。换句话说，机场方面制定了“对于获得一百个‘非常满意’评价的工作人员给予
一百元的奖金”之类的制度，希望以此来提高工作人员的礼仪素养。 正是因为如此，虽然工作人员工资的增减和外国旅客没有任何直接关系，但是每位旅
客都要被迫完成这种麻烦的按键选择——对于刚刚经历漫长飞行之旅、早已身心疲惫
的旅客来说，这无疑是一个沉重的负担。 服务的根本原则应该是“一切从客人的角度出发”。面对已经精疲力竭的旅客，工作人员
应该尽量减少他们的等待时间和负担；对于刚刚来到外国的旅客，工作人员应该理解
他们的不安却又无可奈何的心情，笑脸相迎。这才是“服务”！ 所以，我最终决定铤而走险“不按按钮”。可是，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工作人员竟然自己
伸出手来，在“非常满意”的按钮上按了下去。我顿时愕然！ 在北京首都国际机场还有更不可思议的事情，那就是在入境检查处工作人员的身后还
有两位官衔似乎很高的“监督员”坐镇。好不容易通过了“鬼门关”，我的视线竟又“不
幸”地和两位表情凝重的“监督员”碰到了一起。他们犀利的眼神，吓得我不由得向后倒
退了一步。 入境检查处的工作人员必须表现出令人“非常满意”的态度，这是理所当然的。但是，为
什么还要煞有介事地在他们身后安排两位“监督员”呢？估计到了这个地步，那些第一次
来到北京首都国际机场的日本人的脑海里，已经满满都是问号了吧。 在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出口处没有放置行李车的情况也是屡见不鲜。当我们向机场的
工作人员询问哪里有行李车时，得到的答案往往是“不知道”。另外，行李车的状态也令
人感到非常无奈。有的行李车，向前推却不向前直走；有的轮子磨损得十分严重，以
至于就像是锁死了刹车一样，根本推不动。对此，我十分纳闷，明明有这么多存在问
题的行李车，可为什么没有维修人员来修理一下呢？ 带着满心的疑问，豆粒终于离开了“巨大的中国锅”，迎来了装盘的时刻。然而，再次让
人意想不到的是，“装盘”也并不容易——在通往出租车搭乘处的电梯前依旧排列着长龙
一般的队伍，等很久也轮不到自己。终于轮到自己的时候，还要被卷入“抢车大战”。 在“中国脸”——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刚刚下机，我们这些日本人便体验到与日本大相径庭
的“乐园”。其实，与其在机场里摆放兵马俑的模型或是悬挂万里长城的壁画，中国人还
不如稍微提高一下服务质量。服务质量提高了，成千上万的外国人自然会对中国留下
美好的印象。然而，可惜的是，事实并非如此。 O 中国的711 看看与日本的711相比较，北京的711的服务质量怎么样呢？正巧，在我居住的北京某
公寓一层也开了一家711，于是我决定去亲身体验一下。 当我走进这家711之后，没有任何一个店员对我说“欢迎光临”。不仅如此，店门口堆积
了大量刚刚从停在路边卡车上卸下来的商品，严重堵塞了顾客进店的通道。 我拿了一盒便当到收银台结账，却发现收银台里没有人。“服务员！”我喊了一声。听到
我的喊声，一个服务员悠闲地走了过来。 我递上了一张100元的纸币。他接过我的钱，然后直接塞进了验钞机——他竟然从一开
始就怀疑顾客（确切地说，应该是怀疑顾客掏出的“毛主席”），这让我觉得十分震撼。
确认完真假之后，他把找回的零钱“砰”地一声扔在了我的面前。我仔细一看，无论是10
块还是20块的纸币都是破破烂烂又脏兮兮的旧钞。 我对他说“这份便当，请帮我加热一下”。他竟然没有说话，下巴一抬，指了一下入口的
方向。顺着他下巴指示的方向，我看到门口放了两台又脏又旧的微波炉。打开其中一
台，一股异味扑面而来——看来是很久没有被打扫了。 从进门到出门，我没有看到店员对顾客点头致意，也没有听见任何一句寒暄。 后来，我又去了那家711几次，每次都感觉店里的服务和日本根本没法比。压抑了很久
之后，我终于“一不留神”，向一位女店员抱怨了起来。 “这家711是日本711的分店吧。你们稍微学习一下服务方面的知识，怎么样？” 结果，这位女店员用极为刺耳的声音反问我说： “你知道我一个小时挣多少钱吗？才13块！就这么点钱，我凭什么学啊？” 听了她的话，我顿时哑口无言…… O 服务是一种哲学理念 与日本相比，中国的服务业发展相对缓慢。我认为这与“服务就是金钱”的哲学理念没有
渗透到中国人的心中有关。 在日本服务业之中，上文提到的便利店堪称典型代表——如果服务质量提高，营业额
就会成比例增长。相反，如果服务质量哪怕是有一点点下降，都会立即收到顾客的投
诉，营业额也会随之一落千丈。因此，所有的日本商家都在为提升服务质量而不懈地
努力着。 反观中国，商家首先关注的是商品的销量，至于服务是好是坏，几乎从不在意。
再举一个通俗易懂的例子。在我居住的北京某公寓的一层，不但有711，还有一家名
为“味多美”的面包店。店里的人气商品是一种叫做“德国奶油”的面包，每个售价人民币
5元。如果售价为10元，那么顾客会觉得价格太高，从而放弃购买。如果面包的味道不
好，即使售价仍为5元，估计也没有顾客会买第二次。所以，正是因为味道鲜美，而且
价格适中，这种“德国奶油”才成为了热门商品。 不过，要是在日本，除了“味道”和“价格”之外，我们还会加上“服务”这个衡量标准。说
得极端一点，如果“味多美”的服务质量不高，那么，无论“德国奶油”的味道有多好，价
格有多便宜，我们都不会去第二次。 虽然，在过去的三年时间里，我多次“光顾”了这家“味多美”，但是，以一个日本人的标
准来衡量，我实在无法昧着良心地给它的服务打上一个及格的分数——在顾客排着长
队等待结账的时候，收银台里明明有两位店员，可是其中的一个人就直愣愣地站在原
地，什么也不做；收银台里的银行卡刷卡机经常出现故障；收银员拒收100元大额纸
币；店员站在通道上实施作业，阻碍了顾客的通行；顾客在即将打烊时进店购物的
话，往往会遭到一声怒斥“关门了！”…… 当然，我偶尔也能遇到店员的态度发生转变的时候——穿着一身黑西装的“店长”在店里
的时候。店员不是看顾客的脸色，而是看“店长”的脸色工作，这恐怕是因为他们怕被店
长“扣分”从而被扣工资吧。哎，这样怎么能提高服务质量呢？ 正是因为店员是这样的工作状态，所以从“味多美”里传出的顾客和店员的吵架声不绝于
耳。 如果要是在日本，这种“价格适中，味道不错，但是店员态度极差”的店是绝对没
有顾客光顾的。但是，我家楼下的这家“味多美”竟然每天都门庭若市。就连前几天早上
被店员骂得灰头土脸的那位女顾客，今天早上又心平气和的进去买面包了。这一切在
我们日本人看来，真是太不可思议了。 顺便提一句，我之所以坚持每天早上去“味多美”，其实全是因为店里的播放的背景音
乐。每天早上，“味多美”店里都响彻着在我年轻的时候风靡整个日本的麦当娜、奥莉薇
亚纽顿强的金曲。听完两三首这样的歌曲之后再去上班，我感觉一整天都精力充沛。
这才是高质量的服务！不知道“味多美”的店员是否意识到了这一点。
O 可怕的“日本病”
...... 在北京，我有一位交情甚好的优秀的律师朋友。他在日本某著名大学获得了法学硕士
学位，对日本的情况非常了解。2000年，他从日本回到了中国北京后，一直担任日本
企业在华现地法人的顾问律师。有一次，他叹息着对我说： “自我成为日本企业的顾问律师的那一刻起，我就为了扩大这些企业的收益，从法律的
角度出发，提出了各种各样的建议。但是，在和那些从日本总公司派来的日本人总经
理打交道的过程中，我注意到，他们的“视线”和我的有些不一致。也就是说，我实心实
意地为了实现公司的最大利益而提出法律方面的建议。可是，那些总经理竟然对这
些‘对公司发展明显有利’的建议说‘NO’，有时甚至还会做出一些有损于公司利益的决
定。 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我都无法理解那些日本人的想法。后来，一次偶然的机会，我
读了一本日本推理小说。小说的主人公是一位只考虑自己仕途的上班族。读完之后，
我恍然大悟——这些日本总经理的人生最大目标也是‘让自己在公司里出人头地’，所以
对于他们来说，在公司里最为重要的事情就是‘最大程度的逃避有可能对自己的仕途产
生阻碍的风险和责任’。 一旦理解了日本人的心里想法，我的工作就变得非常顺畅了。从那以后，当我再向日
本企业提交文件的时候，我绝对不会像以前一样在文件中写‘我认为某某工程将会为公
司带来最大收益’，而是直接面见日本人总经理，向他说明‘根据某某部分的记述，即使
这项工程最终失败，您也能避免承担任何责任’。于是，日本人总经理立即笑逐颜开，
然后拍着我的肩膀说‘你真是一位非常优秀的律师’。就这样，我得到了中国日本商会的
高度认可，委托我担任顾问的日本企业也越来越多了起来。 如今，我有绝对的自信能让日本人总经理获得满足，但是，站在中国人的角度来看，
我算不上一个优秀的律师——因为我并不是一个以‘让公司获得最大收益’为目标的顾问
律师。其实，面对着众多由我担任顾问的日本企业，我经常在想‘真是太可惜了，本来
可以进一扩大这些公司的收益……’。” 这位律师的话，可以说是极为贴切地描述了日中两国间商务往来的现状。如他说所，
在生意场上，中国人追求的是“最快、最大的收益”。我想这应该不仅仅是中国人，除了
日本人之外，全世界的商人恐怕都是这样的吧。 对于日本人来说，最为重要的事情就是“逃避责任”。正是因为如此，日本企业纷纷患上
了严重的“日本病”，企业经营举步维艰。 当然，日本人很清楚自己的现状。要是换成能够做出合理判断的中国人，他们一定会
想“既然已经找到了病因，那只要尽快治病，不就行了”。 O 中国缺什么：协调一致的团结精神 来到北京之后我才知道，会开得越多，同事之间的关系就越差。这是因为，中国的会
议上，大家并不是绅士地解决问题，缓和矛盾关系，而是极为不绅士地争权夺利，使
问题愈发恶化。 比如，我们公司将某畅销小说的中文版权交给了中国的某出版社，但是后来发现该出
版社经常出现“未使用合同规定的封面”“未经原文作者同意，擅自添加他人序言”等等违
反合约的行为。 在这种情况下，我一般都会立即召开我们公司内部的会议，协商出双方都能接受的解
决方法，同时找出问题完善合同，以避免类似情况的再次发生。 但是，在会议上，员工A一般都会说“员工B没有确认封面，这件事是他的责任”，而员
工B会反驳说：“是员工A向日方做出承诺，所以应该由他负责”，然后两人你一言我一
句地反复强调不是自己的责任，又是甚至还说“以前员工C也犯过同样的错误”，把跟眼
前的这件事情毫无关系的其他人也牵扯了进来。 如果反过来是一件有利可图的事情，情况也是一模一样。比如，一位日本作家委托某
中方出版社自费出版自己写的日文图书，并且预购一万册。这对于中方出版社来说，
无异于一件天上掉馅饼的好事情。可是当开会讨论“如何出版发行”的时候，他们也会争
得不可开交----“我知道一家印刷厂，价格非常便宜”“不行，那家印刷厂虽然便宜，但是
印刷的质量不行，我认识一个印刷厂的朋友，还是交给他们比较好”...... 在这个时候，如果他们都是为了公司能够获得最大利益，那么他们无论怎么争执都
行，但是在我看来，事实并不是这样----其实，他们都是利用公司的业务，扩大自己的
私人利益。 也许这种情况在“每位员工年薪不同”的外企中十分常见，但是，在日本国内的企业中，
这种情况真是闻所未闻。 于是，我干脆下令取消每周一上午的全体会议。然后开始执行“我和员工A”“我和员工
B”的这种我与个项目负责人“一对一”的方案。过了一段时间后，我发现我社营业额一路
平稳上扬。 O 中国人的“非正常”关系 来到北京半年之后，我终于领悟到了与日本公司相比，中国公司所欠缺的决定性要
素，那就是所有人团结一致提升营业额的“一致性”和“团队精神”。+在中国人的眼中，
坐在自己周围的“同事”绝对不是和自己手挽手、肩并肩地提升公司营业额的“战友”，而
是要在某一时刻将其排挤掉的“劲敌”，或是与自己毫无关系的“陌生人”。所以，每天下
午5、6点下班之后，中国员工也不会像日本员工那样三五成群地去吃晚饭，而是自顾
自地去做自己的事情。换句话说，中国员工之间的人际关系仅仅停留在非常浅薄的表
面。 看到这里，也许会有中国读者提出反对，但是，对于我这个在从早到晚都“讲一致”“顾
团队”的日本公司里工作惯了的日本人来说，这就是事实。为什么中国人欠缺“一致
性”和“团队精神”？我认为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这一点不必讳言。中国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大陆国家，竞争极为激烈。2010年，中国的
GDP超过了日本。虽然两国GDP数值基本相同，但仅从“11比1”的人口比例来看，相同
的GDP就意味着中国人需要面对的竞争压力是日本人的十倍以上。 比如，在奥运会上，中国和日本两国在各个项目中的参赛选手数量相同，那么中国选
手就需要面对10倍于日本选手的竞争压力。因为日本的乒乓球选手是1亿2000万人的
代表，而中国的乒乓球选手是13亿人的代表。 这种情况不仅限于体育运动，在其他的方面也完全相同。比如，最能代表中国的“北京
大学”和最能代表日本的“东京大学”，两所学府每年的新生入学人数都是3000人左右。
但是中国的学生要想进入北京大学，却比日本的学生进入东京大学要难10倍以上。当
年我在北京大学留学的时候，一位教我中文的法学院学生告诉我说，他是四川省的“高
考状元”！那个时候，中国四川省的人口将近1亿，所以他获得了四川省的“高考状元”就
等同于获得了日本的“全国状元”！ 一旦竞争激烈到了如此程度，估计谁都应该没有心情和其他人“携手共进”了。所以，要
想在中国社会里往上爬，那么你就要排挤掉自己身边的人，而且还要排挤那些“被排挤
掉的人”的身边的人。
当然，中国也有它了不起的地方，那就是它确立了一个“败者复活”的赛制。比如，一个
北京某公司的职员，在公司内部的竞争中惨败给了自己的竞争对手。那么，那个人可
以轻易地辞去北京公司的工作，然后转投上海的某公司，继续和别人竞争。
O 中国经济发展的“原动力”正是这些年轻人的五花八门的“个性”
一个中国的年轻人就曾在面试的过程中滔滔不绝地对我说：“我爸是某省的干部，你们
要是录用我的话，你们公司就能获得某省某新区动漫产业基地的股权。这样一来，不
光你们公司能赚大钱，你也能升官发财。”听了他的话，我不由得感叹——他就是最近
在报纸等媒体上频频出现的“官二代”啊！后来，我东拉西扯地问了他很多问题，比如他
的生活状况、人生观、价值观等等。虽然聊得很起劲，虽然“动漫产业基地的股权”很诱
人，但是通过他的言语表达，我发现他是一个具有极强“自我主义”的人，所以我最终并
没有录用这位“官二代”。 除了这位“官二代”之外，还有几位女性求职者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比如，一位求职者原来在一家与文化相关的中国国有企业工作，主要负责与日本有关
的工作。但是，由于她感觉自己在原来的企业里没有继续发展的空间，所以准备跳槽
到一家日本的公司工作。在面试的过程中，当我问她“特长是什么”的时候，她爽快地回
答说“唱红歌”。这是一个我只在中国的报纸上看到的词语，于是，我饶有兴致地问了她
几个关于“红歌”的问题。谁知道，她越说越起劲，后来竟然突然站起来对我说“我唱几
句给你听吧”，然后就大声地唱了起来：“万岁！万岁！毛主席！” 对于她那响彻会议室的优美声音，我报以了热烈的掌声。唱完之后，她问我说：“你觉
得怎么样？”我实在不知道应该怎么表达，所以只好含糊其词地回答说：“就像是在听欧
美的赞美歌一样。”她嫣然一笑，然后继续说道：“要是我被录用了的话，我就每天用优
美的红歌抚平大家心灵的创伤。”可是，很遗憾，她最终没有被我录用。 后来，我又问了另一位女性求职者的兴趣爱好。她回答说“占卜”，接着又向我解释
说：“通过出生年月日和手相，可以算出一个人的前世……”说着说着，她突然话题一
转：“对了，我帮你算算吧！”之后，她问了我的出生年月日，把数字记在了纸上，然后
神神秘秘地算了起来。过了一会儿，她又看了看我两只手的手相，嘴里念念有词地嘀
咕了几句。最后，她终于抬起了头，对着我说： “我算出你的前世了！你上辈子是蒙古人，住在沙漠的蒙古包里，家里很穷。” “啊？” 在表达了感谢之后，我礼貌地将她请出了会议室。 之后，我又问了一位女性求职者“自己的长处是什么” 她回答说“我比其他人更有毅力”。同时，她掏出了一张照片给我看。照片上是一位在海
边洗海水浴的丰满女性。 “这是一年前的我。当时我还在学校读书，体重180斤。但是，一想到自己会因为太胖
而找不到男朋友，也找不到工作，所以我下定决心减肥。后来，我成功减掉了70斤。
我想在贵公司的员工里，应该没有人能像我这样，有减肥70斤的毅力吧。” 我揉了揉眼睛，仔细地对比了一下眼前的这位求职者和照片上的人——虽然体型的差
距很大，但的的确确是同一个人。于是，我请求她把这张照片留给我作纪念。她爽快
地同意了。面试结束后，我拿着这张照片问我的同事们：“有这样一个女孩子来面试
了，你们觉得怎么样？ 结果，所有人的回答都很“淡定”——要是那么有毅力的话，她就不可能会胖到180斤
了。我转念一想，好像还真是这么回事啊。于是，我最终还是放弃了录用她的打算。 就这样，我一次又一次地被中国年轻人的“个性”所“雷倒”。 虽然如此，我也不得不承认，促进中国经济发展的“原动力”正是这些年轻人的五花八门
的“个性”。
O 中国老板的致命伤
我曾经看过我们公司的一个客户——一家中国广告公司的主页。其中，令我感到无比
震撼的是，这家公司明明只有100人的规模，但是在招聘启事的人数一栏却赫然写
着“30人”。 后来，我见到了这家公司的老板。我问他说： “最近准备开拓新业务了吗？” “没有啊。为什么你会这么问？”他一脸茫然地看着我说。 听完我的解释之后，他笑着说：+“这对于你们这些在日本企业工作的人来说，可能很
难理解——在中国的民营企业里，人员流动非常频繁。所以，我们公司虽然只有100人
的规模，但是我们仍然做好了随时招纳30人的准备。” 听了他的话，我恍然大悟。但是，与此同时我又大吃一惊。如果是一家100人左右规模
的日本企业，只要没有大量的新业务出现，那么这家公司一般只会招募一位新员工。
特殊情况下，最多也只招募两位。 2012年夏，我回到日本之后，整理了一下自己在北京工作的三年时间里收到的4500多
张中国人的名片。结果我发现，在这4500多人中，到我回国时为止，依然在名片上写
的那家公司工作的人仅仅只有25%左右。也就是说，每四个人里只有一个人还留在原
公司。而且，留下的人绝大多数都是公务员或者国有企业的员工，民营企业的员工只
占到了10%左右。 而在过去的三年里和我交换名片的日本人中，辞职的民营企业员工的人数比例为10%
左右。换句话说，根据我的初步计算，在过去的三年时间里，中国民营企业的职工没
辞职的比例和日本人辞职的比例一样。 中国人为什么会这么轻易地选择辞职呢？ 这是因为无论中国人有多么强烈的团队精神也比不上日本人。 那么，为什么中国人缺少团队精神呢？ 我个人认为，原因主要有以下两点：第一，所有的中国人都有“成为老板”的想法。 在北京工作的这三年时间里，我认识了各种各样的中国老板。在饭桌上，很多中国老
板都会一边大口大口地品尝着美食，一边对我说： “一个中国人是条龙，三个中国人是条虫。要想让虫变成龙，就必须采取‘论功行
赏’和‘杀一儆百’的方法。也就是说，像秦始皇那样采用法家的思想才是中国企业的正
道。” “如果在中国实行像美国那样的全民总统选举，那么13亿中国人没有一个会在选票上写
候选人的名字，而是都写上自己的名字。中国有句俗话说得好，‘宁为鸡头不做凤尾’。
所以说，中国人都想成为‘人上人’！” 所有中国人都想当老板——随着和中国人接触机会的增多，我越发深切地体会到了这
一点。同时，我也理解了“为什么在中国公司里都是老板一言九鼎”，那是因为除了老板
之外，公司里的其他人几乎都没有权力可言。 ... 中国人容易辞职的第二个理由是，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中国的经济高速发展，机会
随之越来越多 ... 在球场上，国安的球员表现出了对“个人进球”的强烈欲望。即使是在“自己进球概率仅
为10%，传给队友后，队友进球概率为50%”的情况下也会选择“不传球、自己射门”。
在日本的职业足球联赛中，如果某位球员连续两次做出这种“自私”的事情，那么他就会
被立即换下场。可是，几乎所有的国安球员都想“自己射门”，所以结果就像冯军董事长
所说的那样——北京国安队无法成为亚洲的头号强队。 后来，我又问冯军董事长说：“这样的中国企业今后能够走上国际化的道路吗？” 他回答说：“中国本来就是一个由56个民族组成的多民族国家。这就相当于中国已经实
现了一定程度的国际化。在中国，如果在和自己同桌吃饭的人里有一位回民，那么在
点菜时，谁都会礼貌地不点猪肉。但是，在由单一民族构成的国家里就没有这样的礼
法，所以这个国家一般都会具有排斥外国企业的倾向。”
O 日本缺什么：年轻人的力量
话说日本这个国家，在长达700年间的武家社会，特别是武家社会后期的江户时代
（1603—1868年），受到当时的国学——儒家学说的影响，继承了“年功序列”的传
统。对于辈分在自己之上的人，日本人习惯使用“另一种日语形态”——敬语。所谓的日
本社会，其实就是将2500年前孔子所提倡的“长幼秩序”严格固执地延续至今的社会。 所以，日本人典型的人生规划都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呈逐渐上扬的趋势。比如22岁或23
岁大学毕业到大企业就职、30岁成为系长、40岁成为课长、50岁成为部长、55岁成为
董事、60岁成为社长。这一发展过程与孔子“三十而立、四十不惑、五十知天命”的说法
是相互吻合的。 按照这个发展趋势，二十岁的年轻人没有任何职位官衔，只是最底层的工薪阶层。然
而在我的青年时代，没有的只是地位，年轻的精力和能量是无穷无尽的。当时身处泡
沫经济鼎盛时期的我们都天真地相信“世界是我的所有物”，每天过着嬉笑、怒、骂的多
彩生活，正如现在中国的年轻人。 O 中国缺什么“细腻的技术“ 有朝一日，日本的技术会不会被中国所赶超呢？” 总经理们短暂地思考了一下，然后回答说： “高科技这种东西，从零开始追到90也很难，可是要想从90追到100，那可真是‘难于登
天’。所以，在今后的数十年时间里，只要日本不断努力向前，在技术方面，中国不可
能超越日本。毕竟日本企业存在的意义就是最新的高科技。” 如果邓小平把“实现中国的技术与发达国家的技术‘差不多’”作为中国在通往技术大国道
路上的第一步目标的话，那么在改革开放政策实施35周年之后的今天，这个目标算是
实现了。那么，从今以后，中国一定会像“2010年GDP超过日本，跃居世界第二”那
样，将“在高科技方面超越日本等发达国家”作为下一个目标。当然，在这些日本一线企
业总经理看来，要想实现这个目标，中国的前路将会非常坎坷。 我非常理解这些总经理的想法。因为在我所属的出版界中，也有相同的状况。在“杂
志”这一范畴内有一种以介绍女性时尚和化妆品为主要内容的“女性杂志”。日本和法
国、美国并称“世界三大女性杂志大国”，其中，日本的地位在亚洲无可撼动——由于有
着相同的黄种人皮肤，所以日本女性杂志中出现的内容适用于所有的亚洲女性。而欧
美女性杂志中出现的内容，比如欧美的超模身上穿的服装或者用的化妆品，看起来很
漂亮，但是在中国女性身上就不适用了。因此，日本女性杂志在亚洲非常受欢迎。 在这样的女性杂志的世界里，中国也从20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追随日本的脚步，陆
续出版发行了一些女性杂志。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瑞丽》杂志就是在1995年引进
了日本“主妇之友社”旗下杂志“Ray”的版权内容而创刊的。据“主妇之友社”的老员工回忆
说，当时中文中并没有“化妆师”“造型师”等等在女性杂志中频繁出现的词语，所以《瑞
丽》编辑部的编辑们只好一边向日方请教，一边创造中文里的“新词”。 后来经过了大约18年的时间，如今的《瑞丽》已经发展成了最具代表性的中国女性杂
志。“瑞丽”品牌旗下杂志数量已经达到了5本，而且每本都能带来巨大的广告收益。 那么，如今的《瑞丽》是在用中国本土的内容与其他杂志竞争吗？答案当然是否定
的。在《瑞丽》旗下的5本杂志中，有4本依然引进了日本杂志的版权内容，另外1本引
进了意大利杂志的版权内容。而那4本引进了日本杂志版权内容的杂志依然在用日本模
特的图片做封面，里面的内容也是翻译了日本杂志的内容。 但是，翻译的内容已经在逐步减少了，目前主要集中在日本原刊的封面和前几页的大
选题而已。按比例来说，翻译的内容仅占日文杂志全文的10%到20%左右。 这个比例正好和中国日本商工会里的企业领导们所说的“90%和10%”的比例不谋而合。 也就是说，《瑞丽》也只完成了“追赶到90%”的第一阶段目标，“追赶剩下的10%”的第
二阶段目标还没有完成。 在我看来，“剩下的10%”包括了模特的姿势、崭新的版面设计以及时装的穿着方法等
等。比较一下日中两国的女性杂志的大选题特辑，即使是像我这样的男性“非目标读
者”也会觉得两者有些“不一样”。如果非要选出更好的一方，那我肯定会选择日本的特
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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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4-9-16 00:56: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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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4-9-16 14:15:05
